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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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在这之后制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帐的主要指标过高,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7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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