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3-10 10:57:36 来源:不详

历史的必然性多半是寓于偶然性。辛亥革命研究在湖北的蓬勃发展固然具有必然性,然而其发端确实出于偶然。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我曾经写过三篇文章(参阅《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五期,《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我要说的意见,大体上都说到了。为什么现在还再来写一点补充呢?这要从一件具体的事情说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在学术上备受冷遇。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人们热衷于太平天国与反帝斗争,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却很少有引人注目的讨论。我当时和别人一样,也是写些诸如中国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国的性质及其土地制度之类热门文章。

前不久加拿大约克大学的陈志让教授从一九八一年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中,选取了八篇论文,译成英文,并冠以《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的题目,准备在国外出版。陈先生的工作,为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这是值得欢迎的。由于我提交讨论会的《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也被陈先生选用,所以他曾来信征求我的意见,并把他为这本论文集所写的《绪论》寄给我看,使我受到很多教益。但同时也引起我对自己的意见的进一步思考。这是因为,在《绪论》中,陈先生在两个地方提到我那篇稿子的内容,虽然不长,却很重要。现在我先把陈先生的原话照录如下,然后再说明我这个补充的由来。

转向辛亥革命研究主要是由于外来刺激,而且转变的速度也很迟缓。1954年秋,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我有幸参与接待工作,并且开始与张难先、李春萱、章裕昆、李西屏、熊秉坤等一批辛亥老人结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武汉研究辛亥革命,我们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反而对此不大关心,真有点难以言说。从此,我决心研究辛亥革命,不仅认真阅读《中国近代史丛刊》那8本辛亥革命资料,还经常向辛亥老人请教一些疑难问题。但是,那些年月政治运动太多,除教学工作外,我能够用于从事研究的时间极为有限。1957年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以后,全民为之狂热的“大跃进”又接踵而至。我被下放到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多,直到1959年春季才返回学校,这一期间自然无从研究什么学术。

一处是:“汪敬虞先生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成长的论文,代表现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看法。他说‘官僚资本家’也有变成‘民族资本家’的可能。他进一步说民族资本的三个来源是中国私人资本、改变了的官僚资本与改变了的买办资本。”

1959年的政治形势有所变化,人们逐渐冷静下来,“重建教学秩序”乃至“重整家园”等呼声在校园内此伏彼起。我正处于年少气盛时期,自然也不甘寂寞,于是鼓起勇气向历史系领导提出筹划在武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学术会议的构想。校、系两级领导都很赞赏这个建议,并且立即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汇报。当时,高校仍属省委宣传部领导,二者关系极为密切,而且宣传部对教师队伍情况也比较熟悉。宣传部迅速表示同意,除上报中宣部外并责成湖北省社联具体筹备。省社联主席是德高望重的李达校长,具体负责者则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密加凡和理论处处长彭展。他们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且指派我参与会议的前期具体筹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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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态度明朗以后,武大、华师、武师等校相关教师立即分头准备学术论文。我报的题目是《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性格》,而且采取当时通行的集体讨论个人执笔的方式。为了写好这篇论文,我们(主要是陈辉、刘望龄、朱山樵、马天增、孙玉华)除到上海、南京搜集档案文献资料外,还分头带学生到鄂西、鄂东、鄂西北各地做社会调查。时值全国经济困难,粮食定量有限,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有时走在乡间山路上连腿都提不起来……但大家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都干劲十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认真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

1961年春,省社联李德仁秘书长、欧阳学术秘书和我同时前往北京。她们负责与中央各有关部委联络,我则专门负责与学术界联络。李秘书长是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过的老干部,欧阳则是颇有行政经验的原武大地下党员,她们都像大姐一样关心与开导我,使我这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年轻教师增强了与北京学术界联络的信心。其时,范文澜前辈已经收到我执笔撰写的论文初稿,并经由近代史研究所学术秘书刘桂五安排王仲、赵金钰具体审阅。我到北京后就住在近代史研究所,除听取刘、王、赵的修改建议外,主要是抽空阅读该所收藏的重要书刊。当然,最重要的收获还是与景仰已久的黎澍晤谈。黎澍从中宣部调任近史所副所长为时不久,所以日常仍在中宣部治学与办公。他除了向我讲解“双百方针”精神以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学风。他问我看过范老的《反对放空炮》文章没有,并且劝我不要赶热闹,写什么社会主要矛盾或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之类空泛文章,要扎扎实实做点真正的学术研究。临别时,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中央已正式同意在武昌举办这次会议,并且希望通过此会纠正当前学风。”

尽管黎澍嘱咐我暂时不要向湖北转达中央的重要意图,但我还是忍不住向李、欧两位大姐透露了这个信息。说老实话,我们此次进京,原本只希望中央同意开会就心满意足,却没有料想到中央竟把这个会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就当时武汉的史学队伍而言,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古代史的力量都比较雄厚,而中国近现代史则相对薄弱,特别是没有专门从事研究辛亥革命的资深学者。我们贸然倡议举办全国学术会议确实有点孟浪,但也许这就是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激励着我们。我们首先提出建议而历史便选择了我们,武汉从此逐步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并被公认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但历史的选择决不意味着可以侥幸取胜,把握机遇毕竟是要付出大量艰苦劳动的。我认为当时湖北学术界的态度非常正确:一是老实;二是认真。所谓老实,就是承认自己起步晚,水平低;所谓认真,就是扎扎实实抓论文修改,以求确保学术质量。在我的回忆中,当年省委宣传部与社联确实是把论文质量看作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由彭展亲自抓论文修改工作。

社联决定把论文作者集中到洪山宾馆进行修改,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因为长期缺粮少油,高校教师的健康普遍受到严重损害,患肝炎、神经衰弱者甚多,我这将近170公分的个头,体重已不到50公斤。虚弱的体质难以支持如此紧急的工作重负,而家庭根本无法保证作者的必要营养。洪山宾馆的粮食定量比学校高,虽然没有什么大鱼大肉,但炒菜的油水毕竟多一点,应该说,基本营养是足够的,这就为修改工作提供了物质保证。彭展当时正患肝炎,但看见我食量甚大,而工作负担又最重,所以总是把自己定量的米饭拨一半给我,并且以食欲不佳为借口以化解我的羞愧。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鉴于作者大多是缺乏学术论文写作经验的高校青年教师,社联又安排《江汉论坛》两位资深编辑参与论文修改的讨论。这也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因为好些论文虽然资料翔实、条理清楚,但却很像一般的教材或讲义,没有侧重于提出新问题、新见解,读起来平淡无味。已经交来的稿子,除武大吴纪先教授的《盛宣怀与辛亥革命》、彭雨新教授的《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与工业资产阶级》两篇是出自学术老手的佳作以外,我执笔的论文因为着手较早,而且已经根据北京若干学者的意见作过认真修改,所以总算勉强通过。比较麻烦的有两篇:一是武大汪诒荪教授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问题》,一是武师陈祚津等的《论武昌起义》。前者虽然颇有自己的见地,但行文和结构都较松散,不大像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而作者由于年事已高且又患病,无法进一步作细致修改;后者则纯粹是史事陈述,虽经反复讨论推敲也难以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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