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震动美国的书话
这本书是美国着名书话大家巴斯贝恩写的,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后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好书,被列入纽约图书馆的必读书目,2010年,被《华尔街日报》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话之一。迄今此书的英文原版已印刷20次,发行量逾12万册。
为写这本书,巴斯贝恩做了很多功课,英文版足足写了646页。
之所以称《文雅的疯狂》,源自第十二章精神病学专家诺曼医生与作者的对话。诺曼医生认为溺于聚书多少是近于痴狂,但他本身就是一个爱书人,藏有不少珍版古书。
本书主要分两大部分:其一是回溯历史,搜罗自西方印刷术出现后,与书相关的趣闻轶事;其二是他的采访所得,上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藏书风潮极盛,比尔·盖茨就是藏书大家,巴斯贝恩采访了这些藏书名人,讲述他们的趣闻轶事,这部分写得很有深度,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巴斯贝恩本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获得硕士学位后,投笔从戎,当了海军军官,在一艘航空母舰上服役,后来他又进入报社当记者和编辑,撰写书话。
因为爱好接下了苦差事澳门新普京,
这本书我翻译了10年,但是断断续续在翻译,而非将全部精力放在上面,因为确实做不到。延误了出版,有其他原因,也有想把译文做得尽量好的原因,但现在推出,时间也还比较好。
在今天的出版界,做社科、文学、文艺类的翻译,是一个苦差事,我个人只好去接别的翻译活,用来贴补这本书的翻译,用文雅的说法,叫做为稻粱谋。我翻译这本书,源于一个友情的邀请,另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藏书,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所以接了这个任务,在翻译时,巴斯贝恩正好在美国,我可以跟他通邮件,有一些翻译的疑难也可以向他请教。
后来我接下来了,陆陆续续做了这么多年,看到许多热心读者在网络上予以关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偿,感觉辛劳没有白费,有人喜欢这样的书,对他的生活、读书乐趣,多少会有点帮助。
译书有一个好处,余光中老先生说过,如果你选的是一本好书,它会让你和不同时代的圣贤大哲对话,这是译者的特权。这是乐,但也有苦,翻译和创造不一样,有时会受状态影响,有时你刚想到一个好句子,可能一个电话就让你忘记了。所以翻译是苦中寻乐。
中国缺乏长篇书话
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因为《文雅的疯狂》这样的长篇书话,在目前中国还比较少,中国古代有很多藏书题跋,比如清代的黄丕烈就很出名,他会提到版本源流,指出版本价值如何,此外黄丕烈还会在他的藏书题跋中写出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也有很多小故事,但在篇幅上、深度上跟西方藏书家有区别。
西方藏书家不大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写字,当然,黄丕烈也不是直接在原版书上写字,而是后面附几张纸,在原书上写等于糟蹋了,他写的字也比较少,最多1000字。当代有一个黄裳老先生,他是上海非常出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题跋记也写得非常好,他的文言文漂亮,其中也会写一些他如何买到这本书,或是读书心得。
巴斯贝恩的幸运是,在采访藏书家时,有的人还让他亲自翻阅收藏的珍品书,有些珍品书价值几百万美元,让他随便翻。如果有机会让你翻一本宋版的书,你是不是也会感到荣幸?
我们中国的历史比美国要长多了,但很可惜我们现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本像《文雅的疯狂》这样规模或者这样写法的书,希望将来能看到。
中外藏书家大不同
中国的藏书故事,无一例外都是写自己的藏品,而西方藏书家都是富翁,家财万贯,藏书是爱好,所以他们不会在自己的藏品上写题跋,也不会写文章说我是怎么来收藏的。因为他收藏一个东西,至少是一个文化事件,大一点来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东西,根本不用他们写这个东西,自然有人替他记述。没有巴斯贝恩,也会有其他人帮他写。
西方人藏书的办法跟中国的不太一样,做个未必恰当的类比,韦力先生的藏书也许跟他们有一点接近,他是整批的去拿。
中国藏书家拿到一本书,就算不入法眼,也会盖上自己的收藏印,这是咱们的惯例。而西方藏书家一般会干什么呢?两件事,或者贴一个藏书票,或者做一个编目。他们就看重文献的价值。在编目方面,中国倒是和国外基本相通,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书目,特别是晚清民国时,琉璃厂的老板也会做一个书目,有翻书偶记。
中外书痴都疯狂 当然,中外藏书家也有很近似的一面,即对好书的痴狂。
比如本书中的布隆伯格,他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里,安享家族继承款,每月可以拿到7000美元,可他比较古怪,不喜欢结交朋友,也没有什么特别爱好,就喜欢看书、买书。到后来竟然像电影中的大盗一样,躲进中央空调管道,去偷图书馆的书,后来被同伙给供了出来,法庭处罚了他,并命令他今后离任何图书馆至少200米。
此外还有一个书林怪客卜斋友,专业从事西方古籍的搜集和出版,他从拍卖场上花几百万元买书,但都是借别人的钱,他认识一个富家子弟麦克,在他的影响下,麦克也变成了收藏信徒。后来麦克的父亲打官司,法庭判决钱和藏书都归麦克,卜斋友最后人财两空。
中国的藏书史比美国长多了,咱们明朝的历史都比美国长,所以有很多有趣的藏书故事,比如明代藏书家朱大韶,为得到一本宋版书,就把自己家里一个婢女去换书,这个婢女年轻、漂亮,还会写诗,换走后,朱大韶天天想她的好处,非常后悔,不久抑郁而终。
书痴们的贡献 其实书痴们也是有贡献的。
比如卜斋友,其实是一个非常懂书的人,他的性格傲慢,也很有趣,在美国藏书界中,有些人对他看不惯,但他买书的鉴赏力好。他买了很多好书,后来他的官司输了,他的藏书被拍卖了1000多万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说明卜斋友确实有眼光,而他的藏书书目成了一个重要文献,被藏家们追捧。
卜斋友不仅爱书,还成立过一个传统研究院,资助过美国很多摄影名家,输了官司后,他基本沉寂了,谷歌上都搜不到他目前的信息,真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
布隆伯格在传播文化上也有一定功绩,据他自己的说法,那些图书馆收藏的古书长期沉寂,没人看,甚至没人知道有这本书,他被抓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珍贵的书,等于做了一个大广告。
聚书艰难散书易 藏书不易,如何给藏书安排好“后事”,则更困难。
在本书第一章,提到了3个法国藏书家,都是着名学者或作家,聚书几十年,他们是怎么处理身后的藏书呢?一个是捐赠,一个是送到拍卖场拍卖,第三个就有点可惜了,生前没有特别周密的计划,结果流到市场上,或被子孙随便处理了,实在可惜。
我藏书不多,胡洪侠先生藏了三四万册,常有人问他:这么多书你都看了吗?就是花了那么多钱,划算不划算?胡老师说,对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就当没听到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买书并不一定把所有的书看完,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有些书要精读的,比如《论语》这些,每个字,甚至可以背诵它,但有些书纯粹是消遣,就是你无聊时翻一下,此外还有参考类书。买了这么多书没怎么看,我觉得不需要有什么负罪感。我的回答是:我至少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它,有一天我也许会看它。

“雅好积书者是书之主,爱书成癖者乃书之奴”。美国着名作家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如是说道。不过,事实上,在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分清楚这两种情形间的差别。也因此,巴斯贝恩才会将这两类案例都装进一本书里,统称为《文雅的疯狂》吧。
藏书者究竟有多疯狂?或许,是为了凸显其中的戏剧性,巴斯贝恩在《文雅的疯狂》开头,介绍了一位“雅贼”——斯蒂芬·布隆伯格。此君在二十五年里,几乎偷遍了全美的图书馆。据称,他窃到的“藏品”总价值达两千万美元,真可谓是“二十世纪最胆大妄为的偷书贼”了。
巴斯贝恩在一开始就将布隆伯格这个近乎癫狂的“收藏家”形象呈现纸上,是要提醒我们,但凡接触了藏书的“书林中人”,即使不像布隆布格这样极端到侵犯法律,但多少还是会“染上最轻的小病”,这就是藏书癖。在理解这一点后,如果我们还能够接受藏书癖这种“心理疾病”,那么就能跟随作者的文字开始不同寻常的旅程。
巴斯贝恩笔下的藏书史直指人类文明的“摇篮岁月”。根据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的记录,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坟墓外有一座大厅,厅内收藏的圣典已经保存了一千一百多年。另外,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尤苏戴莫斯,也是一个藏书家,他收藏了许多诗集和学者文集。如果这两个记录都属实,那么人类的藏书史几乎是与文明史同时展开的。
不过,现代意义的藏书,应当是伴随西方文艺复兴的步伐而孕育出的。着名的文艺复兴诗人彼得拉科、薄伽丘,不仅仅创作了大量才华横溢的诗篇,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就都是品味出众的藏书家。巴斯贝恩写道,彼得拉科曾经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有一嗜欲,其求无餍,至今亦未能节制”,这个嗜好自然指的就是藏书。据称,彼得拉科的游踪遍及米兰、费拉拉、威尼斯等名城,借此在古迹、修道院中搜访珍本善籍。同样,薄伽丘也为拯救古都文学贡献良多,他同样从修道院图书馆里觅得诸多罕秘写本。这样来看,在今天许多人的眼里被看作是精神疾病的“收藏癖”,恐怕也为文艺复兴的发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吧。
当然,巴斯贝恩在《文雅的疯狂》中更多地还是记述了当代的许多收藏名宿。尽管,作为一本藏书者们的集体传记,大多数人所熟悉的那种古典风格的精英藏书者,固然是需要记录的主角: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甚至于诸如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先贤,都可以被归入这一类。但真正有趣的,还是那些性格独特、与众不同的“藏书家”。
除此以外,在巴斯贝恩笔下,我们还能看到那些收藏旨趣各异的藏书家。这些藏书家或出于兴趣爱好,或出于专业需要,在烹饪、童书、生物医学等专业领域,均奠定了自己非同凡响的收藏地位,颇令读者大开眼界。
与其他领域的收藏家不同,藏书家们不仅要有丰实的经济实力和专业的眼光,更重要的恐怕还要有一种坚定的毅力,以及一颗爱书的心。所以,在副标题里,巴斯贝恩才会写“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
这样来看,在这个电子书如洪水猛兽的时代里,巴斯贝恩这本《文雅的疯狂》,恐怕正是给那些对阅读、书籍怀有永恒之爱的人,献上了最好的慰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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